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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张维迎老师 布道讲堂 实战经历真情演讲

    #顶级老板布道大讲堂#冯总商场道路上持续的批评者,对于他的同学、他的同事冯总的讲课内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张维迎老师他持有三分赞同、五分批判,还有剩下两分他要掂量掂量的态度,精彩我们一睹为快。http://hc360.gensee.com/webcast/site/entry/join-f11b309c483249e5953daa7a8841615d

    张维迎:

    点评很不容易,刚才主持人已经介绍了,我和冯仑是大学同班同学,但是我在我们班的时候,我们看他有潜力成为一个政治家,没想到他后来变成了一个企业家。因为他是搞研究出身,所以下海之后仍然不断的进行学术研究,所以自己读书,而且拿到了博士学位,所以被称为商业界的思想家。我本人和他的交流比较多,所以他很多故事我原来有一部分听过。

    刚才他讲的非常精彩,他是以自己做企业的感受,讲到民营企业经历的几个阶段,特别是谈到怎么处理创业元老之间的关系,怎么分家,一直到现在怎么建立良好的治理结构。主持人说我对他的观点有批评,今天也他不上批评,我们只是交流,也许对郭总的批评更多一点,但是他不想让我批评他,所以安排别人点评。

    给我安排一个小时时间,我觉得有点长,既然如此,我就结合点评他,讲一些更宏观的问题。有一个统计,就是200年前,人类所有消费产品是十的二次方到三次方,就是几百种,各种各样的、镰刀、斧头、钥匙都算上。现在人类消费产品有多少呢?是十的八到十次方。我们消费感觉并没有那么多,因为我们消费东西的时候,比如手机的时候,实际上是花费了成千上万的产品生产出来的。人类最初消费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比如镰刀、斧头这些工具,尽管我们可以直接看到麦子是怎么种下来,怎么收割,然后面市。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张维迎老师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张维迎老师

    怎么是十的二到三次方产品变成十的八到十次方呢?这里面我们看到是各种产业链条的延长,原来一个人做的事,现在无数人去做,我们在吃馒头的时候,在座的可能没有人种过麦子,没有人磨过面,但是这些都有人去做。问题是怎么能够实现这样一个转变?在80年代的时候,我就有这样一个结论,就是靠企业家精神,包括在座的各位。我们想一下,我们看西方200年,我们想中国30多年前,我们除了“富二代”之外,大量跟我年龄一样的,更小的是70后的应该有记忆,我们产品非常匮乏。我们今天用的大部分产品,我们真的想不到,就是打死也想不到说20年之后、30年之后我们可以用上手机等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人创造的,创造这些东西的这些人肯定跟一般人不一样,我们一般人思维是循规蹈矩,企业家是什么?他就看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想别人没有想过的东西,他没有任何经验,也找不到任何统计数据,但是他们就做出来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和另外一个朋友合作,也是冯仑的同学,写了一本书叫做《论企业家》,这本书大家可能拿到了,已经是第三版了。这本书的核心就是说一个国家经济能不能发展,不是看所有人做的事情,而是敢冒险这些人在做什么?这个里面有两类,一类是等级制度当中政府系统,还有部队,另外一个就商业。这两个领域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赢家通吃,或者经济学术语叫做报酬递增。什么意思呢?你是一,我是二,你的是一,我就是三,另一个人,郭总是三,那么他就是六,或者七八。所以,大家看到企业家很多,但是最顶尖的企业家,像比尔盖茨、李彦宏、马化腾,这些跟开个小餐馆,做个小生意是完全不一样的。

    问题是什么东西才能使得这些有才能的人进行这种选择,就是激励制度,我要做什么?是当官还是做生意?这个不仅仅是能多赚钱,我强调一点,前面很多伟大的企业家,包括在座各位,你可能一辈子、两辈子都消耗不掉你们挣的钱,为什么我们还在努力呢?这是人性的特点,我们在追求卓越,我们在追求成功,我们尽量发挥人身上的生理的、心里的、精神的潜力。所以,这激励制度就非常重要,在中国古代,大家知道改革开放之前,有两千多年的时候,中国最有才能的人干什么去了?大家知道都在当官,因为是报酬最高的一件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之所以取得这么大成就,我们之所以能够给普通人提供这么多的无数的产品,为什么?就是我们这些最有才能人的选择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我在十几年前就说中国企业家到三代,现在已经到四代、五代,我只看了三代,而且我这本书里面预测了两代,没有谈三代。第一代是什么?很简单,就是农民企业家,农民企业家是什么呢?在中国计划经济下,有很多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但是我们管的很死,你做生意不可以,这些人都当农民,偶尔有做的,就按照投机倒把抓起来,关几年。所以大量有才能的人都跑到政府去了。但是还又有身份管制,想当官也当不了,当兵也当不了,只能当农民。所以,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释放出第一批企业家,他们觉得做生意比当农民好,他的创造性的发挥,还有其他精神的需求。所以第一代农民企业家,从个体户到企业,一直到后面的私人企业。

    第二代是什么?就是官员性的企业家,现在有一个说法叫做“92派”,有一些年代符号的色彩,大体上和我说的第二代是类似的。冯仑我想他是第二代,他们在政府都是处级干部,处级干部在北京不算什么,在地方就是大官,是政府一个重要的官员。我说在北京不算什么,就是职位不算什么,但是处长权力很大,所以有人说“处长经济”,也是有一定道理。

    他们为什么要下海?我想也是激励机制,简单的说就是在1989年之后,1988年中国宪法承认私有企业,就是在1988年之前你去工商局注册一个私有企业不行,你只能注册个体户,个体户规定雇人不能超过8个,尽管那时候已经有一些灰色的私有企业,一些戴红帽子的企业本质上是私有企业,但是打的是集体企业的招牌。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契机就是1989年之后,一些在政府工作的人由于各种原因,下海了,原因可能是他们觉得政治上前途不是很光明,而且可以说是非常不光明,已经没戏了,怎么板呢?他要生存,那就寻找一个机会,所以他们就开始在做这个事,包括冯仑也是这样,他刚才也讲去给牟其中打工,每天十块钱,职位还是办公室主任。我为什么给他房子住呢?我觉得他太可怜,他没有地方,我还有一个小棚子。我想很重要的原因就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给我们更多的自由,当官了还可以做生意。所以官员型的企业家,刚开始没有想做企业,他们还是居高临下,尽管他们也像我一样鼓吹乡镇企业,但是他们内心里面是看不上他们的。1988年我所在的单位有一个调子,就是个体户的经济地位已经排在第一,但是政治地位倒数第一。所以他们是没有办法转向这面。后面随着体制改革,做生意机会越来越多,特别是再后来城市改造,房地产出现等等。

    第三代就是海归,2000年左右这些高科技的,我就不细讲了。我讲这些都是激励机制的转变。我们人都很聪明,知道我应该做什么,但是不一定你的选择一定是正确的,因为我们人的知识是有限的,我认为正确的选择最后可能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可能犯了很多错误。像我没有选择下海,那是因为我自己还是深思熟虑,因为我不具有企业家素质,我不愿意跟那么多复杂关系打交道,我也不愿意求人,我也不愿意领导那么多人,大家都知道做企业麻烦的事就是老要替那么多人考虑问题,那么多人等着你吃饭,所以我这个人喜欢自由。不管怎么说,我讲冯仑当时下海这代认不是完全自愿的从小时候就雄心勃勃的,他就是一个历史的偶然,也是因为中国改革到了这一步,就是有才能的人,我当不了官,我还可以赚钱。而且原来当官可以享受的,普通人享受不了,现在当官能享受的,普通人也能享受,房子、车等各种东西,这些不用我讲了。

    这三个我觉得非常不一样,冯仑刚才讲的一个独立的企业的过程,但是我们整个国家来讲,第一代农民企业家的文化程度比较低,我在80年代那本书里面也讲了,企业家精神和文化程度没有多大关系,而且大学没有毕业的人可以带好博士生,比如比尔盖茨这样的人,因为这是特殊的才能。尽管我是管理学院的院长,但是我认为管理学院教不出企业家,可以给你增加管理知识,也许增加你成功的概率,但是这些人能不能成为企业家,那是天生的。我觉得第二代很大程度上比第一代做的快得多,但是不能不回避第二代企业家一开始就和第一代不一样,第一代企业家要见一个乡镇干部都很难,都会被乡镇干部训斥。但是第二代出来以后,他们就有很多知识,为什么很多第二代在房地产发家,第一代人真想不出这些事,第一代人只想针头线脑、卖袜子可以赚钱,他真想不到这么大,要素可以重组一下,工厂从二环内搬到二环外,这块地就可以赚钱。这是第二代可以做的,第一代做不了。第三代和他们更不一样,就是海归。第一代没有钱,第二代就是空手套白狼,第三代人家是携带外国人的钱进来的,所以这个治理结构从一开始就非常不一样。

    接下来,我针对他说这些东西,我想提出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我在另一本书《理解公司》里面讲的比较多。我们经济学讲公司是什么?公司就是一个和约,和约是什么意思?合同。合同就是说所有人都自愿达成一个协议,这就是合同,如果你强迫别人,这就不能叫合同。所以,要自愿达成的,为什么要人自愿达成一个协议呢?我们在一块玩儿比单个玩儿要好。为什么好呢?这里面有好多原因,而且各有所长,那么多人合作起来就好。公司里面最重要的和约是什么?我们一般讲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和约,这个不细讲了。我要说的是第一代人,比如个体户。第二代人很少一个人单独干的,一般是弟兄几个,比如万通的六君子,都是在1990年之前就认识的。但是他们这个和约和我们现在看的和约不一样,我们可以叫做隐性和约,就是大家谁都没有坐下来谈说成功了以后,你占多少股,我占多少股。为什么?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没有人会认为特别成功,没有人想到会赚那么多钱。所以,刚开始大家住在一块,大家有东西都拿出来。但是这种不完全的或者是隐性和约就埋下很多后患。这个后患在成功之后,大家知道人是利益的动物,成功以后谁拿多少?这家公司倒闭了,你看几个合伙人之间关系一般比较好,共患难。同甘苦就比较难,就是要分股权也好、财产也好。

    分的当中,大家知道有一个麻烦,这个麻烦一个就是我们人性,我们人性是什么呢?每个人通常都会高估自己,心理学家有研究,成功的东西归功自己,失败的东西归咎于别人。大家想五个人合伙,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贡献在50%以上,这五个人加起来超过250%了,你怎么分这个东西?矛盾就会多。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在中国做企业,他是一个很不完善的制度环境,我刚开始讲的企业家能力是要打一定折扣的,这个公司的成功不仅依赖于你是不是有企业家能力,还依赖于你有没有特殊关系、特殊背景。有的人从企业家能力的角度,他真的很笨,他不可能成为企业家,但是你搞定一些关系,税务部门、工商部门,他就有朋友在税务局,或者小舅子在工商局,他就可以搞定这些。他就可以成为一个合伙人,但是他知道这些人一开始很重要,没有这些人这个公司办不起来。但是随着公司成长起来,这个东西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而且你自己也通过各种方式把关系也搞定了。所以原来在这个公司有价值的人变成没价值了。原来价值小的人突然变得价值大了。这个时候就为谈的财产分配带来很多问题,当然也有其他的一些原因都会影响这一点。当然还有人的进步,我观察到一些民营企业家,比如一个团队,走在前面的就是一个人,其他人越来越远,这些人怎么办呢?你不让他当副总吧?他跟我情同手足,是我们一起创业起来的,人得有良心,不能过河拆桥。但是你让他继续在这个位置,这个公司就会越来越糟糕。所以,所有公司起来以后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能不能处理好,这个很关键,我们知道有一些人没有处理好,公司就垮了。我观察万通冯仑他们在这个上面是做的比较好的,这个也跟这些人有没有视野有关系,比如说有人看眼前,这个只有1%,有些人看未来,这个1%是有多少,1%是一块和1%有一千万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六君子是比较理性的在处理这个,六君子有些人还叱嗟风云,但是有些人已经默默无闻,但是他们仍然保持很好的关系。

责任编辑:张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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