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的政坛总是令人眼花缭乱，而腐败则成为菲律宾政府的一个典型标签。在菲律宾要获得更多的经济特权，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你只有与当权者结交。这也注定了，这位菲律宾首富与政治纠缠不清的灰色身份。

    陈永裁与已故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关系密切，也为马科斯提供过许多的资金支持。一方面陈永裁为马科斯提供资金支持，为他的公司打掩护，而另一方面，马科斯则为陈永裁的企业扩张提供了众多的政策支持，甚至是总统的直接干预。因此，在马科斯随后的阿基诺和拉莫斯总统当政期间，陈永裁都一直刻意地保持着低调。但这依旧未能使他逃过众多风波，陈永裁也陷入了一场永无休止的逃税诉讼案中。

    为了获得政治的庇护，陈永裁成为前总统阿斯特拉达1998年竞选总统时的主要支持者，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也招来了舆论批评，称埃斯特拉达关注少数商人朋友或“朋党”。在埃斯特拉达因受贿事件导致国民愤怒，而总统地位不保之际，陈永裁开始疏远埃斯特拉达，并且积极响应关于埃斯特拉达辞职的呼吁。

    阿斯特拉达下野，阿罗约执政，陈永裁不得不改旗易志，又开始尽力结交这位新的总统。在阿罗约公开承认菲律宾正处于财政危机之时，菲众议院议长德贝内西亚发出的倡议，要求菲全国5000个最富家庭各捐100万比索(约2万美元)，成立一个50亿比索的“爱国基金”，帮助国家渡过困难时期的倡议，陈永裁当即表示他捐献200万比索。政治献金，陈永裁一向慷慨，毕竟有着几十年政商两界的生涯经验，他比谁都熟悉菲律宾特有的政治环境。

    毁誉重重

    晚年的苏哈托显然是孤独的，与他一样，林绍良等一批亚洲教父也是饱受争议与谴责，但对于他们不是玩弄国家神器政治家，他们获得的资本并不会像权利一样转瞬而逝。

    资本可以并不像权利那样保守，甚至可以跨越国度，疯狂的蔓延与复制。这也注定了，与苏哈托、马哈蒂尔不同，林绍良、陈永裁等亚洲教父未来可能是别样的命运。

    当苏哈托等遭遇到一些列的法律起诉，甚至一度被监禁的时候，亚洲教父依旧活跃在了各个项目工程的仪式之上。在国内政治格局日益紧张，对于他们声讨的呼吁越发强大的时候，教父们也早以将资产转移国外了。拥有了庞大的资金后盾，投资海外已经成为他们规避国内政治、经济风险的重要方式。

    尽管，金融风暴使得许多亚洲教父都财富缩水，但他们依旧势力强大，人们依旧如同神祗一般仰视着他们。因为，在他们看来，正是由于教父们，他们才有了曾经的经济高速增长，以及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复苏。但随着各国的政治日益开明，不同的声音出现了，并且日益高涨。

    质疑声首先来自西方的财经记者乔•斯塔威尔，作为亚洲教父神话的首席破坏者，斯塔威尔强调说：“在1997年亚洲危机前该地区高速增长以及此后经济复苏，在某种程度上归功于这些教父级人物，很显然是一厢情愿的。更多的时候，他们是经济增长的受益者，而不是推动者”。当亚洲教父们都富甲一方的时候，他们背后的更多人们却是在贫穷与饥饿中度过的。

    就在质疑声中，亚洲教父们的光环开始退却。通过灰色的甚至不法手段获得暴利很显然是悬在教父们头上危险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因为风云变幻的政治场，创业原罪都将有可能断送他们的远大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