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翼】“时、信、资”按顺序向下推移的战略决策模式

    战略决策是一个大题目，决策主体是领导者，但并不是每一个领导者都是一个合格的决策者（在蝴蝶模型“领导学”部分曾区分过领导人的两种决策模式：深谋远虑式/条件反射式）。从历史事迹来说，我发现决策质量和领导者的“个性”紧密相关，而“学习和经验累积”所起的作用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大。战略虽说本质上是一种艺术，但战略决策本身还是有其固定的逻辑，这种逻辑根植于历史上众多“深谋远虑”的决策案例中。

    战略决策思维，在蝴蝶模型中表现为“时—信—资”按顺序向下推移的过程，其中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一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

    一、战略决策的逻辑起点首先在于校准“时间尺度”

    庄子在《逍遥游》中说：“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庄子进一步解释何为“小年”？何为“大年”？早晨出生，晚上就死去的朝菌不知道有白天、黑夜之分，春生夏死的寒蝉不知道有四季，这就是“小年”；南方有一种海龟，以五百年作为春天，五百年作为秋天，上古有一种椿树，以八千年为春，八千年为秋，这就是“大年”。普通说人生百年，人的“时间尺度”应该是界于庄子的“小年”与“大年”之间，可称之为“中年”。具有几百年眼光的人，成就几百年事业的人，实在是把自己的眼界从“小年”往“中年”再往“大年”作一种超体验的拓展、进取和实践。为什么说“超体验”，比如我们可以轻易地说周朝八百年，但我们对八百年根本没有直接的体验，它超越人类的直接感知之外。我们只是对八十公里、八百公里；八小时、八天、八年、八十年有感觉，但是对八百年我们没有任何直接的经验。

    在蝴蝶模型中，“时”在“道、法、术”三个层次各有其“尺度”。

    ①大战略时间——“道”（得道·行道）

    ②战略时间——“法”（立法·变法）

    ③战术时间——“术”（用术）

    我们观察一个实际的案例，从秦国大事年表可对大战略时间得到一个概念：秦穆公（春秋五霸之一）元年为前659年，中间隔298年到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元年（前361年），再过140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前221年）。

    偏僻于西方的秦国之所以能在西周初年的八百个诸侯国中脱颖而出，完成不朽之伟业，实是“秦之道”能在数百年间披荆斩棘，崎岖险绝，屡有开创和建树。对我们如今研究竞争战略而言，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谈到“道”必以“大年”为尺度，必以“大战略时间”为尺度。惠普创立于1937年，于今70余年，作为商界熟知的“HP-way”可说是略有根基。但对于创业二、三十年，略有所成的公司，大谈其“道”之建树，终究是有点轻浮了。

    就竞争规律来说，“加强自身”与“削弱对方”有同样的效率。而加强自身一般诉之于变法图强、富国强兵，削弱对方一般诉之于战争，前者是“内向”的，后者是“外向”的；前者多“抱法”，后者多“用术”；前者一般需要数十年方有成效，后者往往是短促的，甚至历史的转向只是在某一个早晨。

    刘邦、项羽楚汉相争用了5年时间，朱元璋得天下用了15年，吴越争锋按范蠡的说法是“谋之22年”。很重要的一点是，在“用术”争锋的同时，对法的重视程度和作为程度，往往是未来事业兴盛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立法”或“变法”必须在战略时间内加以考虑，否则就是急于求成的盲动。

    战术时间一般极为短促，强调“速度”。孙膑“减灶计”不过数天，孟尝君靠鸡鸣狗盗之徒逃出函谷关，其时间差当在一个时辰以内。“声东击西”能不能成功，关键还是靠速度。但是，通过“术”产生的竞争优势一般都是短暂的。赵武灵王通过“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引进快速反应的新兵种——骑兵，但这无助于赵国真正的强大，甚至赵武灵王本人还不能避免死于内乱。

    二、“信”具有一票否决制

    “信”是一种精神力量，很难量化，但的确是最重要的组织要素之一。拿破仑曾经说：“在战争中精神之于物质是三比一。”“信”在具体操作上以收取、整理人心为旨归。北宋苏东坡在《上皇帝书》中说：“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而竞争所恃者，大略也是人心而已。蒙牛人力资源七步法则中说：“98%的经营是‘人性’，人性的本质是‘面子’”。很透澈，也很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