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早春二月，气温已经飙升至13摄氏度。北京到处沉浸在奥运来临的气氛中，各大IT厂商也纷纷搭上奥运概念，“科技奥运”为主题的活动愈加密集。

    时光往回倒退13年。1995年8月的深圳，天气异常闷热。

    在八卦四路刚开张不久的香港美食城里，两个中年男人相对而坐。

    他们后来成为中国IT产业两个时代的分野。

    他们中，一个是北京的大公司四通集团的总裁段永基，一个是深圳的小公司华为的总裁任正非。关于他们之间的交往，多年来外界一直没有机会了解。当时四通集团仍然是中国最大、最著名的民营科技企业，而华为的实际员工数只有800人。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会面。在任正非心里，四通是个既神秘又令人羡慕的企业，段永基则是领导这个名震海外的企业的高人。

    当时的任正非并不会想到，两年后，他会改称段永基为“败兵之将”;华为也从四通手中接过了飘扬了10年的民营企业“品牌”大旗。

    死于改制

    多数中国企业都会涉及到“出身”的问题。而在中国IT业发展进程中，包括长虹、TCL、华为、联想、方正、长城都曾经饱受“出身”困扰。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走不出来的企业，哪怕在技术与市场上拥有优势，也不足以保全企业前途。

    2002年6月，国内管理软件知名企业利玛软件公开爆发的一场投资者与创业者之间的激烈冲突，把转轨时期的“出身问题企业”的矛盾演变成一个行业话题。利玛软件前身是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所注册的一家企业，在接受了家具企业光明集团的控股之后，遭遇到事业单位机制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冲突、资方与劳方的冲突、企业财务审计制度与散漫的管理制度的冲突等等。从某种角度讲，利玛是一个难得的转轨企业的范本。

    两种制度与文化相较量的结局是企业的衰落。在当时，利玛软件曾经被认为是有希望在短期内超越用友、金蝶的管理软件企业，技术不差，又获得了来自传统行业的投资，没有比这更好的状况了。然而，制度转身不成功，直接导致了企业的失败。

    中国IT产业“制度转身”的成功范例当属联想集团与TCL集团。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的众多高校与科研院所都面临科研成果产业化的问题，目前我国的众多创建于那一时期的IT企业，都几乎与高校有过科研成果产业化合作。在此基础上，诞生了一大批知名企业，联想、方正、同方、紫光、北大青鸟、北大未名、北大资源、交大铭泰、浙大网新等，形成了中科院系、北大系、清华系、交大系等诸多流派。

    与这些尚且活跃在市场的企业相比，制度转身不成功的企业吃尽了苦头。他们身上暴露出来的从公有体制(国有、集体、乃至事业单位)向现代化企业转变的矛盾，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IT品牌纷纷消失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北大经济学教授周其仁指出，1984年创办的企业，不是国有就是集体所有，都会面临体制的问题，而多数企业在发展起来之后，都因为制度束缚而错过了做大市场的最佳时机。

    1999年，科龙电器年销售额达56亿元，利润高达6.3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