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作为管理学教师，我们的价值似乎应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给学生最基本的管理知识，好让他/她们在一个日趋成熟的职业平台上操作相近的专业语言以便交流。我的印象是，管理学院在这方面做得较好，如果还能让学生们拥有“国际化”的管理术语—比如中英双语就更好。

    （2）引导并创造多种机会让学生们尝试一些能够“解决问题”的“技术”。我的印象是，管理学院在这方面做得有好有差，当然，这和不同学院的使命、目标、课程安排以及生源息息相关。

    （3）鼓励并培养学生们以“质疑－批判－探索”的态度和方法去挑战各种“貌似普适性，实则局部性”的管理时尚、经验及教条。由此，伴随日后实践经验的积累，逐步形成个人对管理的独特认识。我的印象是，管理学院在这方面做得不好，那些仰仗“标准答案－考试”的学院最不好。

    作者相信管理学院真正能领先于那些“企业大学”以及超越少数企业实践者“成功经验”的地方，恰恰应该是“学术精神”本质所要求的—对于“质疑－批判－探索”的始终坚持。因为理论上讲，管理学院有足够的人力、精力、时间，加上必要的财力，并选择适宜的研究方法，去足够长地、足够宽地、足够深地剖析各个国家、地区、行业中的企业管理实践，并及时地反馈给自己的学生们。拥有研究背景和丰富管理经验的郭凡生做不到，对商学院及管理学教授多少有些鄙夷的严介和做不到；即使堪称管理教父的韦尔奇也做不到，能够根本改变人类生活的比尔·盖茨同样做不到。

    最后，作为一个演化论的信奉者，我当然不认为管理学院可以批量生产出“企业家”以及什么“商业领袖”。因为那里面有大量属于专业教育以外，甚至是教育以外的“隐性知识”（tacitk nowledge），只能靠个人的经验去获取。

    综合上述，我想强调（不是为了自己的饭碗—职业的正当性（其实中国今天管理学院的日子很好过），甚至也不是为了单纯回应企业思想者的“质疑”，只是以我并不算漫长的管理教学、非常有限的管理实践、个人十分粗疏的管理思考以及真切的感受），如果管理学院／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的学术研究不能够与现实紧密相连，管理学教师不能帮助学生既掌握一套管理语言，又熟悉一些管理技术，最重要地是建立一种“质疑－批判－探索”的心智结构，也就是从我们的研究方向上，课程内容上、教学方法上做出大幅度的调整，那么，来自企业思想者“落后”、“失败”、“悲哀”的断言真有可能会成为我们最终的共同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