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的作风与唐太宗差异极大。他主要是靠两支力量开创帝业的：一支是他最初起家的家乡武将谋臣，号称“淮西功臣”或“淮西勋贵”，其中包括徐达、常遇春、汤和等能征惯战的将领，以及冯国用、冯国胜、李善长、陶安等运筹帷幄的文士。另一支则是以宋濂、刘基等人为代表的浙江文臣。在推翻元朝、消灭各路割据力量的过程中，这两批人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元末朱元璋攻占集庆（今南京）后，实行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发展生产，且耕且战，为军需奠定了雄厚基础。这条策略就是徽州儒士朱提出来的。

    明太祖夺取了全国政权之后不是继续利用这些文官武将的长处，相反，他对创业功臣心怀猜忌。为了保证朱家子孙能坐稳天下，朱元璋大肆屠戮有功之臣，正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借“胡惟庸案”、“蓝玉案”大肆诛戮功臣。经过这两次案件，明朝元功宿将差不多被屠戮殆尽。

    从政治制度的设计来看，明太祖走的也是集权路线。朱元璋在中央废中书省和丞相，政归六部，六部尚书直接听命于皇帝，结束了自秦汉以来存在了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从而加强了皇权。他又改监察机构御史台为都察院，与大理寺、刑部合称“三法司”，其职权是“纠劾百司，辨明冤枉”。在地方行政方面，朱元璋废行中书省，设立布政使司，又设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合称都、布、按三司，分掌地方民政、财政、刑法、军事，各自直属中央，使得中央可以独揽地方大权。

    为了削弱将领的军权，朱元璋在废丞相的同时，又废统领军队的大都督府，分设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分别管理京师及各地卫所和都指挥使司。五军都督府和兵部各自掌管军籍和军政，遇有战事，皇帝亲自选官派军，战后官归将印，军回卫所，以防止大将拥兵自重，危及皇权。为保证统治的稳定，朱元璋制订了《明律》和《大诰》，还特别设立锦衣卫特务机构，以强化帝王的权威。

    比较唐太宗和明太祖，两位领导人的性格、行事风格不同，对国家的政治风气形成了极大的影响。他们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唐朝前期的国力强盛以及文化上的开放心态与唐太宗有很大关系；而朱元璋也给明朝政治打下了很深的烙印，明朝长期出现君主与臣下的紧张关系以及文化上的故步自封倾向。

    诸葛亮与王导

    诸葛亮和王导也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领导风格，与上面唐太宗和明太祖的例子不同的是，他们两人只是朝廷首相，而不是国家君主。

    诸葛亮是卓越的行政人才，十分注意管理。蜀汉是几拨人搞起来的。一拨是刘备的旧部，包括李岩这些人；一拨是荆襄集团，这是和诸葛亮最亲密的；另一小块是西北凉州的军人集团，前期是马超兄弟，后期是从曹魏投降来的姜维。蜀汉建立后，诸葛亮平定了南中地区的叛乱，所谓“九月渡泸，深入不毛”。他收伏了孟获，任命他做了御史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