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有一点是显然的：你未来在哪里工作、居住已逐步跟你在哪里出生长大无关，你未来说什么语言跟你小时候说什么方言也越来越无关，整个中国已变得这么小！所以，我不担心100年、200年后茶陵还会不会有四种相互听不懂的方言，各地市场的一体化、社会流动的加快会逐步改变这些。方言的色彩正在淡化，文化也在更大范围内同质化。

    1995年暑期，当我第一次在茶陵县城的超市里买到美国品牌“强生”洗发水时，我具体地意识到资本全球化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已经渗透到我偏远的家乡了，中国社会终于开始融入人类文明进程之中，茶陵也在融入全球化！

    不过，问题是，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和村庄都一体化，距离也很近之后，人口流动增加了，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本质性转型，新的社会秩序靠什么来建立并维持呢？大大拓展了的市场范围如何才能有陌生人间交易所必需的信誉、信用支撑体系呢？原来，各村、各镇的人世世代代不移民他乡，交易范围也集中在本地，使得儒家以人情为基础的信用体系有了自然的支持。交易关系以人情化、人格化的形式发生也不会出问题，的确不需要将交易关系法律契约化。但是，在人口流动起来、市场交易范围已跨越区域甚至跨省份、跨国界之后，无论是商品、银行、保险业，还是更加非人格化的证券交易，其特点都是超越血缘、超越亲情乡情的信用交易，跟你做交易的另一方可能你从来没有见过，做完交易后可能也不会再见到。这时候，信用秩序、社会秩序靠什么建立、维护呢？

    也就是说，虽然中国人历来熟悉的社会规范是以人情、人格为基础的，虽然超越家法宗法、不认人情的法律体系从根本上与儒家理念相悖，但后者偏偏又是现代跨区域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所需要的。一方面是偏好温情脉脉的儒家人情传统，另一方面新现实又非要要求冷冰冰的法治不可，这就是中国现代化的文化价值冲突！过去习惯的已经过时，而必须新建立的文化规范又偏偏与过去的习惯完全相悖，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被现代化逼着翻位。从19世纪洋务运动到现在，这种中国传统跟现代的冲突一直在发生，只不过，过去29年的快速市场化与全球化进程强化了这种冲突所带来的阵痛。

    就以公司制度为例，原来的中国企业以夫妻店或家族企业为主，利益相关者都是家族内成员，“血浓于水”，这种形式当然是儒家主张的典范，企业本身等同于家产、族产。晚清引入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制度后，特别是随着上市公司的出现，出资的股东和掌握企业资产控制权的经理已经不是同一个人，甚至是互相没有血缘关系、朋友关系，以前也不一定相识的两组人，也就是所有权与控制权出现了分离，超出了血缘。那么，出资方和经营方之间的交易关系如何协调？彼此的权益如何保障？按照科斯的话说，“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堆法律契约的集合体，是一个纯粹的法律构造体，因此，如果没有独立的、冷冰冰的法治体系作后盾，“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就空了。这种局面当然超出了儒家所关心的范畴，或者，按照儒家的主张，这些彼此陌生的利益相关者可能本来就不该走到一起做这种创业投资交易。可是，在现代企业的资金需求量这么大（动辄就是数十亿，几百亿）、风险这么高的情况下，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不失为最有效的创业融资形式。

    商品市场的交易风险也很大。在茶陵，现在几乎一年四季都有来自山东的苹果、广东的荔枝、广西的香蕉、新疆的哈密瓜等，如果这中间的任何商品有假冒伪劣，或者有伤身体的毒素，出了问题找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