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一百年前，当以福特，通用等一批象征工业革命高潮的大企业，逐渐成为影响美国社会的主流力量，当福特公司的创始人福特，通用总裁斯隆等开始成为美国社会呼风唤雨的大人物。这时的美国，以报纸为首的媒介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早在1810年美国就有了376家报纸，到1828年已达到将近900家。这时的美国，以哈佛，哥伦比亚等一批“长青滕大学”已走过了一两百年，美国的中介服务与监督组织如律师事务所等，也已经成为经济生活的主角之一。

    事实上，在美国甚至包括日本在内的整个西方企业家阶层，他们并不是社会变革的先驱阶层，当企业家阶层形成的时候，构成中产阶层的主要力量如作家，教师，律师，会计师，公务人员，小业主，记者早已成为社会活动的主角。真正的企业家阶层和职业经理人阶层，其实也就一百多年的历史，这才有最近去世的德鲁克会自豪地说：管理学，那是我开创的学科！

    这种格局告诉我们，企业家阶层做为现代工业革命的推动者，同时也是市场经济与法制社会的产物。用大白话说，企业家创造财富，同时，如果没有市场经济制度（政府）与法制社会（监督），那么企业家自己也不会被创造出来，至少不持续。

    比如我们简单分析一下西方企业家发展历程，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在市场经济制度之下，存在着三个平台的共生与共赢，这就是企业构成的操作平台，媒介构成的理性平台，以及大学、研究机构与咨询公司等构成的思维平台。

    企业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一枝独秀，是企业家的自我毁灭之路

    这三个平台的作用，颇像政治上的三权分立的作用：既相互独立，相互监督又相互依存。企业的操作平台强调的是结果，即如何通过资源整合，创造利润。理性平台提供的是第三方公正，这种公正和客观源于制度保证与职业道德：美国报纸主编协会在1923年颁布了新闻工作准则；职业新闻工作者协会1926年正式表决通过道德规范。而大学、研究机构或咨询公司为企业提供方向与手段，源于这类中介组织的生存逻辑是：他们靠卖知识为生。

    象近年来安然、安达信这类公司的倒闭，很大程度就受益于媒介的第三方推动。我们很难想象，没有媒介的第三方公正，安然或安达信这类世界一流公司会如此快地倒闭。我们也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亚当斯密，没有泰勒，没有德鲁克等等经济或管理大师，没有一大批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存在，今天的企业会是什么样？

    中国市场经济是从计划经济转型而来的，同样，中国社会结构也是从计划体制转型而来的。我们的转型政策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用在社会结构上，就是“让企业先强大起来”。这种转型政策下的企业家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变成了一枝独秀：企业家将操作平台，理性平台，思维平台“三位一体”--企业家既代表了第三方对自己的评价，也代表了业界“大脑”对未来和发展道路的指引，更不用说一手控制的企业操作平台了。

    这样的结果是，企业无论大小，企业首脑都在有意无意地在制造对自己的个人崇拜，都在用权力或金钱诱使下属对自己“神化”。所以，我们也就不奇怪这二十多年来，那些落马的企业家，大多是自我放大到极至之后，乐极而生悲。有几个真的在媒介揭露下倒台的？又有几个在实践新理论时完蛋的？

    不讲前提地一味鼓励企业做大做强，是对企业家的不负责任

    当改革开放过去二十多年后，我们的政策已经开始调整为“建设和谐社会”，而不是简单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