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凡生显然并不是一个默默实践者，他更是一个股份制理论的积极鼓吹者。善于演讲的他喜欢参加公众论坛，每逢受邀也必讲股份制。郭凡生把这当作是一种使命：“我觉得，我的最大价值就是使资本市场对知识经济的规则从不理解到理解，从不接受到接受，要让知识经济的规则从知识分子的推动和挣扎变为一种大家共认的常理。”

    家族企业的社会化出路

    “家族企业完全可以办好，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提高自身的社会化水平。”郭凡生认为，家族企业是全球具有普遍性的一种企业组织形态，并不是低效率、落后的代名词，其活力和生命力更是一点不比非家族型企业差。与非家族企业相比，家族企业中存在的血缘关系，能有效地解决管理层的约束和激励问题，使监督难度和交易成本降低，而天然的家族文化还能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据美国《商业周刊》统计，标准普尔500家公司中三分之一是家族企业，其股东年平均回报率是15.6%，而非家族企业的股东年平均回报率是11.2%；家族企业的平均资产回报率是5.4%，非家族企业的是4.1%。而年营业收入和利润增长率，家族企业也超过非家族企业。

    “由谁来继承与由谁来管理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我认为家族企业必然是亲属继承，能者管理。”郭凡生如是说。

    “所有权社会化行不行？首先，大多数家族企业领头人本身不答应。其次，所有权社会化带来的一个结果可能是，由于企业所有者无法与企业利益保持高度紧密联系，职业经理人的权力就无法得到有效制约。”郭凡生认为，职业经理人的权力一旦无法得到有效制约，一些各方联合损害企业利益的情况就会发生，有名的安然事件正是如此。

    郭凡生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在于企业的制度建设。他说，家族企业的领导人就像一个王朝的君主一样，要让这个王朝长盛不衰，君主一定要开明，一定要通过制度来规范继承者的行为。沃尔玛是家族企业，已经历经几代但生气依旧，其中关键就是有一个好的制度保障。好的企业家要创造一个好的制度，让制度去传承企业，而不是让继承人去传承企业。

    郭凡生是一个罕见的以学者思维经商的人。他把企业的权力分为所有权、管理权、收益权。基于这种划分，每种权力的家族化和社会化的不同组合，企业就呈现出多种类型，其“光谱”的这一端为“三权”均家族化，传统意味最为浓厚，而那一端，即“三权”均社会化的状态，似乎还很遥远，目前实行的话会出现很多问题。

    企业从创业到逐渐做大、做强，非家族成员、非创业团队成员对企业的忠诚问题，往往成为企业诸多问题的核心。“希望‘身股’、‘银股’并行的慧聪模式能够解决家族企业的问题。”郭凡生说。

    “‘身股’与‘银股’并行的制度让我的江山变成了大部分慧聪人的江山。由此，慧聪在人才积累上占据了有利位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集聚人才必须靠经济利益这一纽带。比如前一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乔家大院》，乔致庸之所以能积累大量财富，靠的就是‘身股’和‘银股’的制度。乔致庸用‘身股制’保证了‘职业经理人’的忠诚，把一批一批的‘职业经理’变成了外姓的自家人。”

    向晋商学管理，在知识经济中，社会财富的分配规则从资本规则开始向知识规则倾斜，这是中国企业知识经济宣言的重要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