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与想象差距甚大。记者敲门的那一刻，吴锦屏正在自己小小的办公室里，与一帮年轻的下属激烈地争论着某个项目，在很远的地方就能够听到她的大嗓门。
吴一身休闲着装，齐肩长发，似乎永远挂着笑容的圆脸透着一层红色。挽着袖子与记者有力地握手。她冲你微笑的时候，你会很明显地感觉到她从内向外透出的亲和。但她的下属们说，这是一个很有杀伤力的女人，很多难啃的客户，只要她出马，多半都能搞定。原因是，客户们很“害怕”吴锦屏，三下五除二就会被她征服。
吴锦屏说，她并不想做一只“母老虎”，而是想做一个牧羊人，将中国的精英，尤其是商业界的精英们“赶”向国际舞台。让这些企业家们去为中国开创出一个“中国骄傲”的时代，这就是她的中国梦想。
我祖籍安徽，解放战争后爸爸跟着部队去了台湾。陆军上校退伍的父亲最讲究荣誉感，带孩子就像带兵。偏偏家里四个女儿中，就数我最不争气。从小我就是传统教育体制下的“叛徒”，是老师和父母眼中的“野孩子”。在爸爸的心目中，我是个从小就会生病，长大后很“茶包”的女儿，永远不够好，是全家公认的“找麻烦的老二”。
笃信基督的爸爸特别替我取了“儿”的小名。“”在《圣经》中的意思是“献给上帝的礼物”。在我小时候，爸爸就向上帝表达心愿：“我这个小孩，如果你要收回去，就收回去吧。”
因此，我小时候总觉得自己是爸爸的次等女儿。这也让我从小就特别要强，有很强的荣誉感。在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的梦想是做个公交车的售票员。那时候台湾的公交车也和北京现在一样，非常拥挤。但是却特别的大，你可以走来走去帮别人换票。上学后，我特别羡慕当班长，觉得当班长可以对外界施加自己的影响力。再大一点，我就希望到童子军，也就是大陆所说的夏令营里当队长。我特别享受那种指挥队伍安营扎寨的感觉。
从美国念书回到台湾后，我在一家美国公司当总经理秘书。有一次，公司请来美国小姐对其产品进行市场宣传，我负责找一家公关公司帮我们举办推广活动。由于我做事情要求比较严格，在活动现场“指手画脚”的，对方的老板觉得我指出的问题都很专业，问我想不想到他的公司做公关。就这样，我在精英公关公司开始了自己的公关生涯。
工作的转换让我的薪水变成了原来的4成。但我并不后悔，因为我对不需要创意的秘书工作已感到无聊，而公关的百变风貌对我相当具有吸引力。当时我就想，自己30岁不到，为何不放手一搏？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转行是个绝佳的时点，让我抓住机会和台湾的公关业一起成长。
在台湾做了多年公关后，我发现一个现象：十几年来，中国人在外国人眼中的地位提升了很多，但是更多的在外企工作的中国人依然充当着配角。于是，2002年，我来到大陆工作，加盟福莱公关。
小时候几个小小的梦想，其实都是在我的荣誉感驱使下形成的，父亲强烈的军人荣誉感确实遗传给我了。直到现在，每次我看到奥运会鸟巢场馆和CCTV的新台址建筑，我的心情都很复杂。为什么我们中国就不能够有自己的鸟巢设计师？难道外来的和尚就更会念经？
我想2002年自己的选择和小时候的梦想一样，也是荣誉感在驱使。我希望以后中国能够做到“China Pride”，就是中国骄傲。中国人其实很棒，中国发展到今天，拥有这样的成就，是值得自己骄傲的事情。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我们的骄傲意识唤醒，并将这种骄傲变成事实。对我来说，就是如何帮助中国的精英，尤其是把商业界的管理精英推向国际舞台，以及让中国知名的海尔、国美等企业成为微软、可口可乐那样的国际乃至全球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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