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获得总部支持后，陈永正决定走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用爱反盗版”。他知道微软势单力孤，与其在别人的市场敲锣打鼓“抓盗版”，不如先谈如何“支持正版”争取朋友。

    微软中国从他开始变温柔，懂得与中国政府、中国的软件业者交朋友。

    看准大陆重视经济成长，他像个传教士拉着大陆其他软件公司，向中国政府说明，中国软件产业真正的敌人不是微软，而是那些被盗版的产品，“一套软件微软卖1000元人民币，金山软件卖400元，盗版却只要8元，不保护正版，中国软件业者先遭殃！”最后，连微软在中国文字处理软件市场最大的竞争对手——金山软件副总裁葛珂都同意：胡锦涛这次造访微软，保护知识产权，是中国软件产业的大利多。

    面对政府官员，他从不直接谈“生意”，而是用协助者的角色，先建立“信任”基础。他相信“有了信任，生意自然水到渠成。”

    当时，江苏省计划建立软件工业时，陈永正派员全程陪同江苏省委书记到印度参访。微软义务帮忙介绍印度一流软件代工产业领导人，让中国官员看到软件产业发展的潜力，再利用微软的力量帮江苏省找人脉、找资源，成立技术训练中心。

    最后，江苏成立了大型软件园区，微软等于帮地方领导完成重要政绩，规划未来采购时，自然不再排斥微软。

    裁剪组织架构

    对于跨国公司而言，跨国远程管理是最伤脑筋的，即使全球第一的微软也不例外。

    当时的微软中国看上去规模庞大，实际上却管理混杂，枝枝蔓蔓，纵横交错。各单位都直接向总部报告，在比尔•盖茨之下微软内部有五六十个“小比尔•盖茨”，直接指挥中国的业务单位，再向上报告。

    比如在陈永正加盟之前，大中华区总裁曾抛开中国区，单独与国家发改委签订了一个总价值达62亿元人民币的合作备忘录。对于接盘者，这并不是一块容易处置的“资产”：一方面，备忘录中提到的硬件外包订单、加速技术转让、加大合资合作力度等方面，都易承诺、难做实；另一方面，微软与发改委签了协议，又得罪了多年来一直苦心经营的与信息产业部的关系。

    那么怎样的组织架构才适合微软中国呢？陈永正一上任，立刻开始裁剪组织架构，力图打造一件合身的“唐装”。

    他先说服美国总公司，集中微软在中国的资源，把大中华区事业部，重新区隔成七大事业部，原本各自为政的单位，都得向由他主导的微软中国的战略委员会报告。随后他着手修补与信产部的关系，上任半年后便与信产部达成了共建“国家软件与集成电路产业公共服务平台”的相关实验室的协议。

    同时，陈永正则加紧向总部要资源，真正地把备忘录的承诺做实。于是便出现了在2004~2005年，微软与中国十余家企业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的高潮。微软甚至投资了中软国际、大连华信、四川长虹等公司，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在陈永正之前，每当被问及会否投资本地企业时，微软中国方面的回答一概都是：微软在全球都很少投资其他公司。当然，这并非假话，但陈永正却让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