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2004年的又一轮银行大规模注资之后，引进战略投资者上市成为银行改革的主要路径，目的是左右借力，以产权多元化背景下的外资战略投资者的先进技术与理念，佐之以资本市场巨大的资金力量，打造具有世界竞争力的金融企业。在中国牛市未启动前，主要是境外上市，而在中国牛市秀出群伦之后，在A股市场上市成为金融机构的主要选择。

    广发行成为典型案例，围绕花旗财团入主广发行有太多的争论，在花旗入主十个月后，原广发行副行长、现广发行行长办公室高级顾问郭小平表示出对花旗入主广发行的不满。如果说花旗入主以前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国资是否贱卖以及财团之间的激烈争夺，在入主之后的争议则集中在花旗的改期步骤是否符合广发行的利益，反对者怀疑，花旗在广发行与花旗的利益取向上发生了偏差，他们在改期过程中更看重花旗的利益。郭小平声称对花旗重组带领广发和走出困境经历了“充满信心”、“逐渐丧失信心”到“完全没有信心”三个心理历程。

    郭小平的指责也许是出于个人的不满，但也肯定不是他一个人的不满。郭代表的是花旗入主后利益受损的一群人、与花旗风格、文化格格不入的一群人，甚至可能代表了对花旗缓慢的重组过程错失中国牛市利益的其他战略投资者。这些目标取向不一致的群体因为有了花旗这一个共同的对手暂时走到一起。

    花旗广发之争再起波澜，使外资的中国市场经济救赎者形象更加模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如下观点，外资是高明的逐利者而不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救赎者。

    对外资角色的质疑并不仅仅局限于民间，已经体现在政策层面上。据报道，近期证监会以窗口指导的形式，暂停了A股市场战略投资者。这一政策从南京银行、宁波银行上市就已采用，建行的招股意向书上也没有出现战略投资者的身影，而9月底上市的北京银行同样没有战略投资者参与配售。这说明，有关部门已经意识到，战略投资者未必是稳定器与市场化的督促者，更多的是在资本市场上寻租的温床。那些主张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的人无法回答如下疑问，如果这些战略投资者仅仅持股20%，他们有什么动力竭尽全力改造参股企业？并且，如果中国内生的市场化资源如此不堪一击，受到计划体制的重重围困，那除了将经济控制权拱手让给外资之外，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将成熟市场体制嫁接到计划与行政之树上？

    对外资的认识应该全面，大力引资反映的是内资的薄弱。很多时候引进外资在表面改革的帷幕之下，掩盖的是原有企业虚弱不堪甚至一团烂账的事实，甚至借引资之名组织合资公司将股权归入自己人囊中。

    广发行就是一家虚弱不堪的企业。按照有关报表，到2003年底，广发行五级分类口径下的不良贷款为357亿元，不良贷款比率18.53%，拨备率不足3%，资本充足率则只有3.87%。其中可疑与损失类两项合计超过200亿。标准普尔2005年的评级是CCCpi，居国内银行业倒数第一。理由是资产质量差、贷款集中度过高、利润率低，以及资本不足。广发行除了接省内金融机构的政策性包袱，负担危机重重的中银信托投资公司，除了几家分行保持赢利外，大多数分支行均告亏损。广发行承接包袱换来的是央行批准其在全国六大省会城市设立一级分行，成为一家拥有全国牌照的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