绒线是舶来货，中国没有自己的绒线厂，不生产一寸绒线。当时绒线店的货源，都是向洋行订货进口的，主要为英商洋行，此外还有德商和日商的洋行。比如怡和洋行、礼和洋行、怡德洋行、禅臣洋行、中和洋行、德记洋行、锦隆洋行、三井洋行等。进口绒线的牌子很多，在众多老上海的心目里，比较有名的牌子有蜜蜂牌、杜鹃牌、学士牌、双钱牌、鸳鸯牌、老鸭牌等。当时各大洋行批发给兴圣街的绒线，主要通过买办来经营，选中的绒线店有8家，即隆兴昌、泰隆、兴申泰、义源盛、裕泰来、义生恒、源茂永和同昌。这8家绒线店也是兴圣街上最大的几家绒线店，号称“八大号”，它们为了进货发货的方便，还联手开了一家联丰办事处处理这类业务，它从洋行里拿到的货物不垫货款，还能享受九二折到九三折的优待。除了以同价发给自己的8家绒线店外，其他的绒线店从联丰办事处进货，则统一为九八折，如果谁嘀咕几句，那么干脆就不给货。据沈莱舟先生晚年回忆：当年他们的总买办叫唐禾芗，气焰极高，他曾亲口对我讲过：我不给你货色，就叫你们商店开不下去。

    1933年，英国商人首先在上海开办绒线厂，即英商蜜蜂毛线厂，厂址设在杨树浦。这家厂的机器设备是从英国运来的，即翼锭5千枚，帽锭7千枚，是远东地区最大的绒线厂，雇用的买办依然是唐禾芗。蜜蜂厂生产用的原料即毛条也都是从英国或澳大利亚进口的，但它利用廉价的中国劳力使成本大为降低，产品同样由联丰办事处经销，获利比直接从英国进口绒线更为丰厚。

    著名海派作家程乃珊在她的许多作品中都曾描述过：当时时髦的女性，尤其是年轻的太太，均以穿毛线衫为时尚。而打毛线(即编织毛衣)也是最时髦的一件事。年轻太太到红房子吃法式大菜，到凯斯令喝下午茶，如在家里消磨时光，最常见的方式便是坐在客厅里，听着收音机，打着毛线衣……

    将恒源祥搬迁到扼住兴圣街的法大马路上，沈莱舟是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的。恒源祥一开张，他便使出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商业运作。原先设在兴圣街的这么多家绒线字号，不知道因袭哪一家的旧规矩，所有的店都没有玻璃橱窗，同样所有的店都没有玻璃柜台，顾客走进绒线店黑乎乎的，绒线都是一大包一大包的放在木头柜台里，你要买时，伙计才拿出来让你瞧一瞧摸一摸，买错颜色的事时常发生。但是你来到恒源祥，面貌大不一样，门面全是大玻璃橱窗，柜台也是玻璃柜台，亮堂堂的。橱窗里还装上了当时极为罕见的霓虹灯，华灯初上，霓虹灯闪烁，令人眼花缭乱。而玻璃柜台里的绒线依照全毛、混纺、粗细、色彩一绞一绞地放在着，顾客一目了然。再加上恒源祥店里的学徒大多数受过中等教育，有些还会讲几句洋泾浜的英语，穿着统一的制服，一个个衣着光鲜整齐，顾客的亲切感油然而生。

    绒线与其他纺织品相比，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可以拆了结，结了拆，编织出各种各样的新花样。但由于绒线是舶来货，传入中国不久，大多数家庭主妇还不会编织毛线。少数几个会编织的，只不过区区几种花样，久而久之，兴趣索然。沈莱舟深深明白这一点。说来也巧，上海就有几位心灵手巧的职业女性，设计了几十种花样，会编织各种花式的毛衣毛裤，围巾、手套、帽子对于他们来讲更是小菜一碟。其中一位是大名鼎鼎的绒线编织大师冯秋萍，上一世纪30年代时，她年仅二十几岁，刚刚出道，踏上社会。另一位是黄培英，中国的职业教育家黄炎培的堂妹。最早的还有一位叫鲍国芳，她或许也是中国第一个绒线编织师了。沈莱舟得知这个信息非常高兴，用重金聘请她们到恒源祥来坐堂，当众讲授编织技巧，向顾客传授编织绒线衣的窍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