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同样具有东方文化传统的日本公司在近代以来的历史中经历了一个社会公司化的过程。公司成为支撑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同时又形成基层社会细胞，起到安定社会的积极作用。近20年来，伴随日本经济经历严峻挑战，日本又出现了公司社会化的征兆。公司不仅单纯追求赢利，已经更多地自发意识到社会责任，趋向社会服务，建立新的形象。

    “论语+算盘”：公司与社会密切关系的象征

    现代类型的公司，在日本的历史并不久远，可以追溯到1880年代，至多百年左右。19世纪下半期，面对欧美等国要求开国贸易的压力，日本国内萌生新时代要求的政治势力实行“维新”，组成新的“明治政府”，推行“文明开化”，推动日本走上近代化道路。这成为公司诞生和生长的关键背景，也构成当代日本公司的渊源。

    从一开始，日本公司就带有明显的东方文化色彩。日本最早的公司领导人涩泽荣一（1840－1931）在1874年毅然退出政界，投身实业，创办公司。他制定了“论语加算盘”的座右铭，坚持公司这种经济组织与社会相互联系的方针，先后创办了数百家从事银行业务和支票交易等类经济活动的公司，推动早期日本近代经济的发展。

    不过，日本的公司成长的历史过程十分曲折。尤其是在早期，它具有两个十分明显的特点。第一，政府是推动近代化发展的主导力量，因此公司大多为“官办”，大量引进的缫丝工厂和纺织企业构成主体，民间公司力量在初期十分薄弱。第二，真正意义上的经营者奇缺，政治家兼办公司，特别是在那个政治化的年代，人才的流向直指政府机关，人们也并不认同公司这种新型机构。面对这两个问题，日本公司先后经历过两个层面的巨大变革，逐步转变为现代型公司。

    首先，国民意识层面的变革促使人们认识公司是一种新兴社会力量，在近代化进程中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引导优秀人才成为公司人。在新政府推动近代化发展初期，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5－1901）呼吁人们掌握“实学”，学习近代经济实用本领，学会在经济的海洋中游泳。他告诫学生们，时代已经发生变化，“经济日夜处于战争之中”，因此不应再和其他人挤在通往政界的独木桥上，而应立即投身到企业之中，承担起发展近代经济的重任。自从1880年代中期以后，他将自己主办学校（即现在的庆应义塾大学）的毕业生大批输送至当时正在崛起的各类大中型民间公司中担任高级管理职务，培育了数量众多的公司人，同时也促使公司不断发展壮大，成为社会的重要力量。这位早期公司人的培育者，现在成为日本万元纸币的肖像人物。

    另一方面，在另一个层面上，进入20世纪以后，日本民间企业的力量急速增长。政府也开始进一步调整职能，大批早期兴办的官办公司被拍卖，转型为民间企业。这样，近代化的公司开始成为日本社会中不同于政治力量的另一支重要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