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人才断档了10年,一到那家几万人的大厂,他就当上了主管工程师。
80年代初,整个社会充满着希望,阎焱也期待自己能为社会的进步出一份力,但做工程师似乎实现不了他的这个愿望。
“在中国做工程师是最没有权力的,谁都可以对你发号施令。”阎焱说,“在工厂的三年,让我深刻体会到,要想在中国做成点事情一定要有权力,要当官。”在这个思路的引导下,阎焱报考了北京大学社会学专业的研究生。
阎焱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校,“在北大的几年,对我的人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到了那儿我才明白人生是怎么回事,以前的价值观受到了很强的冲击。”曾经,工科出身的阎焱是一个只知道造飞机的人,进入北大,他开始思考为什么要造飞机。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教授到北大讲课。在课下的交谈中,那位教授对阎焱说,“你应该去美国读书,我愿意给你写推荐信。”
从未想过去出国留学的阎焱,受这位教授点拨,决定试一下。在寄资料的时候,阎焱把自己参加撰写的有关国家体制改革的几份报告也一同寄了出去。由于有那位教授的举荐,只有托福成绩的阎焱很快就被普林斯顿大学录取了,而且一下就给了他四年的奖学金。
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学习,阎焱觉得“那里是我人生转折的最重要的一个坎儿。”不仅接触到了众多世界级的大师,也开始重新思考关于人生的很多问题。这些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巨大、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才知道什么是真的好的东西,什么是人性中美的东西。”
1989年,阎焱进入世界银行工作,但感觉“很难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因此,阎焱转投全美知名的“智囊团”——哈德逊研究所,研究美国对北亚各国的国家政策。“很久以来,我从没想过要经商,我一直都想做学问,为国家效劳。”阎焱一直希望能在国家大的战略问题、外交政策方面发表自己的见解,进而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
然而,由于文化差异等原因,阎焱最终发现,自己只是一介书生,想要在异邦的政治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影响力微乎其微。
1994年,是阎焱彻底改变职业轨迹的一年。他原先在世行的上司筹办美国国际集团(AIG)亚洲基础设施基金,邀他入伙。作为董事总经理,阎焱专门负责北亚地区和电信行业的投资。
跨文化学历背景、丰富的资本运作经验,让阎焱倍受海外大型基金公司的青睐。2001年,阎焱从100多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成为软银亚洲信息基础投资基金(SAIF)的总裁。
此后,阎焱领导下的SAIF年平均投资回报率高达90%,成为亚洲历史上最成功的创业投资基金,也是2001年以来全球投资回报最高的基金之一。
尽管在软银佳绩不断,但那毕竟是在他人屋檐下做事,始终有受制于人的感觉。2005年,在经过与老东家的一番谈判之后,阎焱从软银、思科等众多投资者中成功融资6.43亿美元,成立了一只全新的基金——赛富投资基金。新基金所得投资回报的20%以及基金管理公司的所有权全部归管理团队,由此实现了完全的独立。“独立之后,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事,而不受任何人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