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上的润滑剂

    如此陋规，缘何而起？据考，这种风气源于明朝朱元璋的低俸政策。朱皇帝出身贫苦，认为“凡官皆贪”，因此在他制定的“祖制”中官吏俸禄就被压得极低。《明史·食货志》有云：“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此外，朱皇帝严格禁止他的子孙更改祖制，敢有妄议者，杀无赦。好在官员手中有权，权可以变成钱，这比更改祖制要容易得多。其实从成祖朱棣之后，官吏的收入基本上就不靠俸禄而靠受礼了，清廉奉公的官员也不例外。“大气候”如此，朝廷也就睁只眼闭只眼，皇帝也心知肚明，只要不搜刮过份，就是好官。久而久之，官员收礼就成了惯例，而且是官方默认的惯例。甚至官方在计算官员收入时，都把俸禄简略不计，只算各种礼金。什么职务收多少、哪些时候该送礼、送礼的规矩和途径有哪些，都有了不成文的章法。官方许可，民间无奈，相沿成俗，概莫能外。

    清朝入关，将明朝的制度照搬不误，低俸制随之沿用下来。官员收礼也有了比较固定的称呼，一般叫做陋规，正规一点称为规费、规例或赠与。各种规费名堂繁多，夏天谓冰敬，冬天谓炭敬，节庆谓节敬，生日谓祝敬，过年谓年敬，门生拜见谓贽敬，出京辞别谓别敬，过往客人谓书仪。赠与关系更包括乡梓、同年、亲戚、门生、故吏、同窗等，数不胜数。

    送礼必须要有来源，最主要的就是地方州县官征收的火耗。古代实行包税制，地方州县向朝廷上缴的赋税有定数，还必须是规格一致、成色统一的库平纹银。倘若数额不够，负责官吏就要包赔。事实上，从民间征收来的只是铜钱或碎银，官府要把铜钱兑换成银两、将碎银熔铸成标准银锭。这样一来，就要在正税之外加派一定比例的“火耗”，意为熔铸过程中的损耗。实际上，熔铸损耗之外，官府征收和解送等杂七杂八的费用也被划入火耗。

    康熙帝曾公开说：“如州县官止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是好官。”实际上，康熙帝十分清楚，火耗远远不止一分(1%)。号称康熙年间第一清官的嘉定知县陆陇其，也要加征四分火耗(4%)。因各地情况不一、官员心态各异，对加征火耗的比例，朝廷并没有统一规定。各地按沿用已久的习惯操作，“每两有加至二三钱、四五钱者”，“税轻耗重，数倍于正额者有之”。正税与火耗的关系，同当代税与费的关系类似。根据现有的资料综合来看，清代的火耗大体在正税的10%～50%之间。火耗的结余，称为耗羡。这笔数目不小的“预算外收入”不受朝廷控制，也就成了官吏的补贴。

    享有税收权力的官员就有耗羡，自然免不了引起政府各部门与各层次之间的不平衡。结果，耗羡还要“再分配”。中国是一个讲人情礼仪的国家，清朝衙门大堂之上最常见的匾额“天理人情国法”正好反映出官员的行为准则。自从理学兴起，“万事抬不过个理字”，“天下惟道理最大”；其次，必须考虑人情关系，以情辅理；最后，才是遵循国法，国法也是为天理人情服务的。可见，中国传统的管理理念，由“天理”确定其价值准则，由“人情”定位行为规范，由“国法”充当运行工具。耗羡只有一部分官员(州县亲民官)拥有，其他官员如果不能染指，既不合天理，也不近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