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职是对“机会”的偏执

    一直在北大边缘人角色中徘徊的俞敏洪离开北大下海完全出于无奈。“当时我充满了怨恨,现在充满了感激。”俞敏洪后来不止一次地表示，“如果一直在北大混下去，现在可能是北大英语系的一个副教授。”

    由于和王强等其他三个同学在外面办的培训班风头太劲，北大校方以打着北大的名义私自办学，影响教学秩序为理由，给了俞敏洪一个严重处分。实际上，处分对俞敏洪而言，算不上什么大事，令俞敏洪很难堪的却是处分之前校方事先并没有和俞敏洪做过任何的沟通，同时这个处分决定在广播里连续播了三天，北大有线电视连续播了半个月，处分布告在北大消息集散地——著名的三角地橱窗里锁了一个半月。

    要想毁掉一位教师很简单，只需要让他在学生面前斯文扫地。当时北大曾经有过规定，对教师的处分不予公开，因为教师要给学生上课，在学生面前最重要的是尊严。而北大却在俞敏洪这里破了规矩。

    尽管俞敏洪选择从北大辞职，与学校的做法有直接的关系，但不是决定性的。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作出辞职决定并不像今天这样容易，尤其是高校教师，在当时看来是“铁饭碗”的职业，所以很多人为俞敏洪的辞职感到不解，在他们看来，俞敏洪完全可以忍气吞声地在北大继续呆下去。

    事实上，从深层意义上分析，俞敏洪最终选择辞职是因为办培训班的经历使自己清楚地认识到了在做培训和教师之间，前者的发展机会无疑更多一些，至少在收入上如此。当时俞敏洪的月工资不过120元，而在外讲课的收入却远远高于工资，两者之间高下立分。对于办培训班这样一个看来困难重重、实际上前途无限的机会，已经认准了这条路的俞敏洪绝对不会因为北大的一纸处分而轻易放手。正如新东方内部人员所言，俞敏洪在日常生活中，最喜欢玩的就是卡丁车这一类高刺激的运动。

    新东方起航没有回头路

    对于机会的把握和偏执在于北大10年磨砺出的坚韧品性，正是这种品性，使俞敏洪在新东方在发展过程中碰到的任何挫折都能够跨越。

    在创业之初，他经常一个人满大街贴招生广告。数九寒天，俞敏洪手中的糨糊经常都结成了冰。有时他实在冷得受不了了，就掏出揣在怀里的二锅头抿上一口，然后继续把广告贴下去，“实际上，身体上的痛苦还能够忍受，但精神上的挫折却几乎让我丧失信心”。

    1992年初春，因为新东方异军突起，引起竞争对手的关注，在粘贴广告的过程中，俞敏洪的广告员被人捅了3刀。这时，俞敏洪才意识到，办学校，并不像教书那样简单，必须要跟政府各个部门搞好关系，否则治安、卫生、环卫等等部门随便一个理由都可以让学校关门。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商业的认识往往是两眼一抹黑，而且当时的市场环境也远不如今天规范，办企业，求生存，图发展，就意味着必须要跟社会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对于直接从北大象牙塔走出来，社会经验基本为零的俞敏洪来说，这无疑是一堵迈不过的墙。

    “这个阶段对我的最大挑战是，我不仅仅是一个教书匠了，我马上发现面临好多我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当我们面对这些公务员的时候，我就不知所措。我知道学生心里在想什么，但我很难知道这些公务员心里在想什么，以及他们需要我做什么。”与各种职能部门打交道的过程和办学是两码事，曾经让俞敏洪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痛苦。

    但俞敏洪没有别的选择，在是否办学的问题上只能前进不能后退。除了新东方，俞敏洪可以说是一无所有，对其他开设培训班的老师而言，即使英语培训做不下去，大不了可以回学校安心教学，自己不会伤元气；但新东方做不下去，已经被北大“踹”出来的俞敏洪什么都没有了，“压力很大”，俞敏洪坦言。无奈之下，俞敏洪骨子里那种坚韧的品性又开始发挥作用，不擅于跟陌生人打交道，不擅于跟社会打交道，不擅于跟官场打交道，自己就硬着头皮学……竞争依然在继续，非正当的手段却没有了，俞敏洪顺利地让新东方闯过了最初生存的“鬼门关”。

[热点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