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世宗完颜雍同宰臣们谈话时曾指出，取人应不拘资格，及早用之。“用人之道，当自其壮年心力精强时用之，若拘以资格，则往往至于耄老，此不思之甚也。”

    不少人还进一步论述了单纯讲求资格的危害性。北宋孙洙曾尖锐指出，“今贤才之伏于下者，资格阂之也；职业之废于官者，资格牵之也；士之寡廉鲜耻者，争于资格也；民之困于虐政暴吏者，资格之人众也；万事之所以玩弊、百吏之所以废弛、法制之所以颓烂决溃而不之救者，皆资格之失也。……利之者，蠢愚而废滞者也；便之者，耋老而庸昏者也。而于天下国家焉，则大失也，大害也！”就是说，贤能的人才之所以居于下位，是资格造成了障碍；官府的职务之所以旷废，是受到资格的牵制；士人之所以寡廉鲜耻，是要为自己争得资格；百姓之所以苦于虐政暴吏，是由于凭资格选用的太多；万事之所以苟且败坏，百吏之所以玩忽职守，法制之所以衰朽溃乱而不能挽救，都是资格造成的弊端。认为资格之法有益的，是愚蠢而滞缓的人；认为资格之法便利的，是老迈昏庸的人。而它对于天下、国家则是大失、大害！

    南宋叶适认为光凭资格取人是选拔人才的大害，“计日月，累资考”的办法只能应用于“衰时”。因为在社会动乱、国家处在非正常状态中，“贤否混并而无可别”，只能以资格来作为选拔的标准。但以此作为一项长久措施却为害非浅。光凭资格，不讲才能和成绩，“资深者叙进，格到者次迁”，无论有才无才，按部就班，晋升到重要职位上，必然使人不思上进，庸庸碌碌，无所作为。国家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国家的大小事情也因此而“日败”。他还指出“不用贤能而用资格不可动”，这就是说，用人唯资，社会就会失去朝气勃勃的生命力而凝固、僵死，停止前进的脚步。他主张，对于才能品质都好的人决不可由于其资格不够就不加以选拔，必须做到“以贤取人，以德命官，贤有小大，德有小大，而官爵从之”。完全以能力和品德为准，能担任何种职务，就授予何种职务，绝不受资格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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