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顶”自古以来便对晋商具有不同的意义。清朝官员的“顶带”缨络线都是红色，高品阶官员帽珠也是红珠子，所以叫“红顶子”。所谓“红顶商人”，也就是指“官商”了，是指那些坐拥政企两道资源，甚至以官促商，以官取利的商人。凭着在政界的经验和关系网，红顶商人在商场上往往有较大的腾挪空间。

    晋商文化的儒贾相通观

    对于儒和贾，明清社会上的一般看法是“儒为名高，贾为厚利”，认为儒、贾追求目标不一。但一些山西商人却提出了儒贾相通观，他们认为行贾也可习儒，儒可贾，贾可仕，仕可不失贾业。

    山西商人所具有的儒贾相通观，使山西商人不仅一味重利，还与官场建立了良好关系，甚而在山西商人的鼎盛时期“商而优则仕”、“仕而为商”屡见不鲜。因而有了“皇商”、“官商”之称，而商人中的盐商、洋铜商等更与旧室王朝的命脉相通。山西票号创立后，山西商人又为清廷代垫代办汇兑军协饷、筹借汇兑抵还外债、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等。

    山西商人在这种捐输中并非完全一无所得。按照朝廷的规定，他们可以根据捐输银两的多少，换得大小不等的荣誉官职。当年日升昌的二掌柜毛鸿翙，更为家族中祖孙五代人都换来了大大小小的顶戴。山西商人透过这种途径，由商入官，凭借官商结合的特殊身份，他们不仅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也获得了别的商人无法得到的官场内幕消息。

    在那个时期修建的许多山西商人住宅屋顶上都可以看到两个兽头。据山西民间的说法，张嘴的龙代表官，闭嘴的龙代表商，官商结合的风气可见一斑。

    当代晋商：另一种“红顶”

    时代不同了，这红顶也就有了众多新的含义，当代晋商头上的是哪一顶呢？

    他们的顶子既不同于荣智健的的由老子头上继承来的“家族红顶”，也不同于柳传志、张瑞敏，这些具有国营色彩企业家头上的“体制红顶”。

    对大多数是民营业主的当代晋商来说，他们追求的红顶，与其说是一种官衔，倒不如说是一种官方的认可与扶持。与生俱来的仕商观念，使他们与当地政府大多形成一种微妙的鱼水关系。也正是由于政府的扶持，山西省的民营经济才取得今天的成绩。“民营”的红顶使他们在企业的发展、融资方面，或多或少获得了一些裨益。

    但另一方面，当我们回头试图探寻他们的财富轨迹时，也无可避免地，令他们的第一桶金罩上一层闪着红光的神秘色彩。

    在这些众多的山西民营企业家中，李海仓是最典型的一个了，也是山西省民营企业家被加冕“红顶”的第一人。由于对当地经济的出色贡献，李曾任全国政协第九届委员、中华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山西省工商联副会长、运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及运城市工商联副会长等职务。

    另外，也有不少优秀民营企业家已进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其中包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就有中阳钢厂厂长袁玉珠、朔州跃胜实业公司总经理王跃胜、潞宝集团董事长韩长安等人。